为什么中国大数据公司一定要尽可能避免国外资本？

在当前国内乃至全球大数据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外资的流入保持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也有必要认真审视国内的大数据公司在资本流入的过程中扮演的具体角色。

2005年以来，由于境内外利差、投资收益差以及汇率升值等原因，境外资金通过多种渠道流入境内的规模巨大，即便在严格的政策管制下，海外资金流入仍然保持了体量大、增速高的特点。

在当前国内乃至全球大数据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外资的流入保持一种较为谨慎的态度，也有必要认真审视国内的大数据公司在资本流入的过程中扮演的具体角色。

显然，国家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持续大规模引入外资，而是为了推动产业革命，实现“大数据+”满足各行各业的创新升级需求。事实上，从设立目标和实际需要看，都不需要通过大数据产业打开境外资金进入国内的新入口；甚至，外来资本的过度流入将为我国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带来多重风险。

国外资本的过度流入将放大国家数据主权维护的风险。美国学者乔尔·特拉赫特曼(Joel Trachtman)曾指出，个人数据主权的实现需要以国家数据主权作为基础和前提，而国家数据主权的维护又基于个人数据主权的支撑和表达。数据主权的提出是主权国家维护其权威和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但基于国家间数据主权博弈、数据跨境流动、大国数据霸权和数据处理的自身特征等因素使各国有效行使数据主权能力十分有限，其存储、管控数据能力有所弱化。

不可忽视的是，数据主权的治理原则与建设互联互通的全球互联网仍然存在一定冲突。如果放任外来资本对国内大数据产业的侵蚀，势必将在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公民隐私等方面产生诸多新的问题。

国外资本的过度流入将增加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潜在压力。尽管大数据意味着大机遇，拥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当前，大数据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同时遭遇着工程技术、管理政策、人才培养、资金投入等诸多领域的大挑战，兴旺表象的背后蕴含巨大的潜在压力，外来资金的过度流入将进一步放大这些对产业未来可能是致命的缺陷。

资金的逐利特性，意味着海外资本对境内产业的投资，其时间和周期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过度依赖海外资金的注入，未来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资金出走现象，我国的大数据市场必将受到很大的冲击。

国外资本的过度流入将使数据交易市场变得更加复杂。数据产品的直接销售、提供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服务、构建平台撮合交易是大数据盈利最主要的三类模式。大数据资源通过交易，可以更好发挥价值，服务公众利益要求，拥有巨大的潜力和经济效益。然而，数据交易从而使产业价值变现的落地并没有这么简单。

谁有权收集大数据？公民使用网络设备而自动形成的信息记录，如参与网络社区、网络购物、网络金融等，都会自动生成大量活动信息，从而被提供服务的企业所掌握和收集。这里产生的问题在于，企业是否有权收集公民信息，即使在公民不知情的情况下。

谁有权交易大数据？经过大数据的系统分析后，本身不具有价值的一般信息，可能变成极为有价值的信息，甚至脱敏后的个体信息经过系统分析，依然可能得到事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有效信息。如果任何组织都能够进入数据交易市场，信息扩散的危害将是不可想象的，也将加大监管的难度。

因此，有相关从业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大数据公司一定要尽可能避免国外资本。中国的创业投资领域，经历了很多个“风口”，无论是O2O、互联网金融，还是大数据，最终留下来的赢家凤毛麟角。资本对于新兴产业的推动毋庸置疑，但中国创业者如何能从捕捉“风口”中跳脱出来，结合更高、更远的国家战略格局，去思考个体在时代浪潮的作用及发展。

目前，国内唯一的独角兽大数据公司，也是首家数据资产运营商九次方大数据，其融资过程已到达了C轮。据悉，九次方大数据在三轮融资中，先后得到了33家投资机构在内的逾12亿投资。仔细分析其股东构成，不难发现，九次方大数据始终拒绝外来资本，坚持只融人民币，尤其受到政府引导基金的青睐。

有业内权威人士指出，九次方大数据作为一家纯粹的内资大数据公司，完全吸收国内资本成长，这相对于其他普遍有着外资背景的大数据公司或业务涉足大数据领域的公司而言，更方便于政府监管，也有利于得到相关部门更多的政策支持。

无疑，在各界数据主权意识日益提高的今天，九次方大数据的战略定位和股东结构，必定为其未来发展无限加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