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症大数据深度分析：西南地区癌症发病率最高

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1]，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癌症新发病例总数为429.2万人(比同年贵阳市人口数还多[2])，预期死亡281.4万人(超过同年乌鲁木齐市人口数)，与实际每天12000个新发癌症病例和7500个的癌症死亡病例相符合。也就是说，按照2015年的速率，每分钟就有8个人被确诊患癌，有5个人因癌症而离世!(可以算算你读完这篇文章要花多少时间。)

图表1：2015年中国人口癌症预期发病和死亡人数(单位：万人)

癌症是中国人的第一大死因

简单而言，癌症=恶性肿瘤+血癌。[3]事实上，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了。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无论城乡，恶性肿瘤都位居2015年中国居民死亡原因的首位，其次才是心脏病和脑血管病。2015年中国户均家庭人口数为3.35人[4]，这意味着有超过1400万人口直接或间接成为癌症的受害者。(一旦有人患癌，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庭，甚至是几个家庭的大事!)

图表2：2015年中国居民主要疾病死亡率及死因构成

或许抽象的数据无法让你直接感知到癌症的威胁，那么我们不妨模拟一个家庭模型，看一看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中国人群的患癌风险。(以下是模拟家庭成员的详细人设，大家也可直接跳到下一段正文，解说到具体患癌风险的时候，也会有相关的人物背景介绍。)

年轻一辈

丈夫小李，1987年生，30岁，河南林州人，现定居北京，程序员;小李姐姐，1984年生，33岁，河南林州人，现定居上海，私企高管，未婚未育。

妻子小陈，1992年生，25岁，广东中山人，现定居北京，空姐，独生子女。

父母一辈

男方家：小李父亲，1959年生，58岁，河南林州人，农民;小李母亲，1962年生，55岁，河南林州人，农民;小李大伯，1955年生，2016年因结肠癌去世，享年61岁。

女方家：小陈父亲，1962年生，55岁，广东中山人，公务员;小陈母亲，1967年生，50岁，云南宣威人，现定居广东中山，企业职员;小陈姑姑，1969年生，48岁，广东中山人，私营业主。

祖父母一辈

男方家：小李爷爷，1933年生，2003年因结肠癌去世，享年70岁;小李奶奶，1935年生，82岁，健在。

女方家：小陈外公，1940年生，2004年因肺癌去世，享年64岁;小陈外婆，1942年生，2005年因肺癌去世，享年63岁。

小李，30岁，来自河南北部农村，现生活在北京，从事软件编程工作。他的妻子小陈，25岁，来自广东沿海城市，是一名空姐。小李有一个33岁的姐姐，已经定居上海，小陈则是独生子女。夫妻双方的父母皆健在，但父辈与祖辈亲属中也已经有人离世。

老年人更容易患癌

在这个家庭中，老年人更容易患癌。也就是说，在患癌风险上，祖辈高于父辈，父辈高于子女。医学研究显示，和癌症发生率最相关的因素是年龄。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癌症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呈上升趋势，并且中国60岁及以上的患者分别占癌症发病总人数和死亡总人数的60%和71%。[6]

图表3：按年龄分组的2015年中国人口癌症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患癌

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大家庭，家族中男性的患癌风险高于女性。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中国男性癌症的预期发病率为234.9/10万，远大于女性的168.7/10万。[7]若从五年存活率来看，男性的则要低于女性。2015年大概有36.9%的癌症患者能够存活五年以上，其中男性的五年存活率只有29.3%，显著低于女性的47.3%。[8](扎心了男同胞们!是的，癌症确实“重男轻女”!)

图表4：按性别分组的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癌症发病与死亡情况

农村人比城里人更容易患癌

若从居住地上来分析，小李父母的患癌概率要高于小陈的父母。《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癌症发病率比城市居民高，而农村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明显低于城市患者。(嗯，城乡二元体制无所不在。)

图表5：按城乡分组的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癌症发病(死亡)率及五年存活率

全国各地域人群患癌概率不同

若只考虑地域因素，妻子小陈的外公外婆死于癌症的可能性要高于丈夫小李的爷爷奶奶。因为小陈的母亲来自云南，她的外公外婆也一直生活在当地。《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详细比较了全国七大区域的不同癌症水平，西南地区不仅有着全国最高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也有着全国最低的五年存活率。

图表6：按地域分组的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癌症发病(死亡)率及五年存活率

以上仅是基于人口自然属性的患癌风险估计，如果考虑遗传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答案就未必是这么简单了。

遗传因素是癌症的发病原因之一

首先，年轻人患癌概率较低，但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吗?遗传因素是癌症的发病原因之一。据《中国人大肠癌的流行病学研究》[9]，约有15%的肠癌具有家族遗传性。小李的爷爷和大伯分别在70岁和61岁时因结肠癌去世，那么作为有肠癌家族史的高危人士，小李如果不注意加强筛查和早期干预，那么他罹患肠癌的风险将大大提高。同时，小李作为万千宅男程序员中的一枚，久坐、少锻炼，将继续使这个概率上升。《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已显示，我国无论男女，结直肠癌的发病和死亡人数都在45岁以后陡然升高，并在60-74岁年龄段达到峰值。(了解疾病家族史是很重要的。如果在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有两人或以上患同一种癌症的，那么你要小心了!)

图表7：按年龄分组的2015年中国结直肠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电离辐射是甲状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我们再来看看小李的妻子——小陈。她是一名国际航班的空姐，长期的洲际飞行大大增加了她的宇宙射线暴露时长，导致电离辐射累积量过高，患甲状腺癌的风险自然也随之增高。据《中国甲状腺癌发病趋势分析》[10]，电离辐射是迄今为止甲状腺癌最明确的危险因素，并且中国女性的甲状腺癌粗发病率已经从1988年的2.71/10万上升至2009年的10.09/10万，0-64岁累积发病率[11]也从1988年的0.17%上升到2009年的0.6%，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最新的《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甲状腺癌已成为女性30岁以前被诊断出最普遍的癌症。(注意!甲状腺癌的高危因素是电离辐射，宇宙射线和医院CT机发射的射线属于电离辐射，但大家接触有限，并且还有暴露剂量问题，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该飞还是要飞，该做的检查也还是要做。)

图表8：1988-2009年中国女性甲状腺癌粗发病率和0-64岁累积发病率

图表9：按年龄分组的2015年中国甲状腺癌预期发病人数(单位：千人)

图表10：2015年中国小于30岁女性的预期癌症发病人数(单位：千人)[12]

不哺乳是女性乳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小李还有一个姐姐，是一名私企高管，已经定居上海。她今年33岁，既没有结婚也未生育。《中国乳腺癌防控形势面临挑战》[13]里提到，乳腺癌的发病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近年来独身、晚婚、晚育(即初产年龄>30岁)、哺乳时间短甚至不哺乳、不生育现象的增多，都是乳腺癌发病率增加的原因。所以，小李姐姐已经成为乳腺癌的易感人群。《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指出，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占到所有女性癌症总发病率的15%，也是30-59岁女性中最普遍被诊断出的癌症，还是导致45岁以下女性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真不是歧视单身狗，不哺乳确实是女性乳腺癌的高危因素。)

图表11：京沪两地个别年份女性乳腺癌粗发病率(单位：1/10万)[14]

图表12：2015年中国女性乳腺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不良饮食习惯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对小夫妻的双亲。小李的父母都是河南省林州市的农村居民，当地有以烫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并且喜食高盐、腌制食品。太行山系地区是我国食管癌高发地区，不良饮食习惯可能是导致食管癌高发的致病因素之一，所以他们有较高罹患食管癌的风险，尤其是小李的父亲。据《河南省林州市食管癌发病率长期趋势分析》[15]，河南林州食管癌发病率在1980年代达到高峰，男性发病率曾达到188.02/10万，女性发病率曾达到125.49/10万。据《2013年中国食管癌发病和死亡估计》[16]，我国食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作为高发地区的河南省林州市在1988-2003年，男性食管癌发病率下降了34.9%，女性下降了36.5%。当然，这背后更大的癌情是2013年食管癌的全国发病率为20.35/10万，死亡率为15.17/10万，位列全部恶性肿瘤发病人数的第6位和死亡人数的第4位，而2015年食管癌的发病人数已上升至第3位，仅次于肺癌和胃癌。(不良饮食习惯虽然满足了所谓的“口感”，但其实会让人的食管上皮细胞受伤不轻，为细胞癌变埋下隐患。不必要的口腹之欲不仅仅有热烫、高盐，还有霉变、酒精等等，欢迎大家在评论中补充。)

图表13：2013年中国食管癌发病与死亡情况估计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另外，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小李母亲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这将大大提升她患胃癌的风险。《中国早期胃癌筛查及内镜诊治共识意见》[17]、《抗幽门螺旋杆菌预防胃癌》[18]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胃部疾病的相关性》[19]等医学研究共同指出，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引发胃炎，并且是进一步导致胃癌的高危因素。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幽门螺旋杆菌作为明确的人胃癌致癌原。此外，小李母亲不使用冰箱，喜欢食用高盐和腌制食物，这一饮食习惯将使她罹患胃癌的概率再次增加。据《上海市区饮食与胃癌发病的病例对照研究》[20]，与不使用冰箱者比较，使用冰箱1-9年可使胃癌发生的危险性下降58%，10-19年下降82%，20-29年下降92%，30年以上的下降97%。但《中国统计年鉴-2016》显示，2015年中国至少还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冰箱!而在这一年里，胃癌分别是男性第二大、女性第三大发病人口的癌症;在年龄组别里，无论男女，45岁以后的胃癌发病和死亡人数都大幅增加，并在60-74岁年龄段达到峰值。

图表14：2015年中国每百户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单位：台)

图表15：2015年中国胃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刚刚我们分析的人群主要是北方人，现在我们把视角转向南方。

慢性乙肝是肝癌的高危因素之一

妻子小陈的父亲来自广东中山，是一名公务员。在最近一次单位体检中，陈父被查出患有肝癌。原来他不仅被诊断为慢性乙肝[21]，还经常饮酒。(肝癌三大高危因素陈爸已经占了俩，剩下的那个因素是黄曲霉素。)

据《2006-2010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2]，我国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率为57.6%，乙肝病毒携带率为9.75%。流行病学研究[23]和《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4]显示，乙肝病毒感染是我国肝癌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以致“慢性肝病背景”已经成为我国在临床中诊断肝癌的标准之一。

可惜的是，55岁的陈父既没有接种过乙肝疫苗，确诊为慢性乙肝后也没有及时控制病情，再加上酗酒，“乙肝—肝硬化—肝癌”三部曲竟真的在他身上发生了。其实陈父并不是个例，反而具有相当意义的普遍性。看当地，中山市的肝癌发病率已在呈逐年增高的态势，并且男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25];对于更大范围的中国南方人来说，他们的“解酒基因”——乙醛脱氢酶的突变较为普遍，再加上酒文化盛行导致饮酒过多，所以他们的肝脏更容易受到伤害;再放大到全国范围，肝癌是60岁以前男性被诊断出的最普遍的癌症，也在男性的癌症死亡中占比最高;而上升到全球层面，有超过半数的肝癌新发和死亡病例来自中国[26]。(谁说喝酒有利于身体健康?拿真正的医学研究出来PK!)

图表16：1970-2010年间广东省中山市肝癌发病率(单位：1/10万)

图表17：按地域分组的2015年中国肝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图表18：按年龄分组的2015年中国肝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鼻咽癌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陈爸爸的妹妹，也就是小陈的姑姑，在当地经营一家超市，生活方面没有不良嗜好，但同样逃不开癌症的侵扰。作为说粤语的广东人，陈姑姑可能会面临更高的鼻咽癌风险。据《中国鼻咽癌流行概况》[27]，鼻咽癌的全球发病率是1.2/10万;中国的发病率是1.9/10万，高于全球水平。鼻咽癌在我国具有显著的地域差距性，广东省的发病率远超全国其它地区，因此鼻咽癌又被称为“广东癌”。据《中国2003-2007鼻咽癌发病与死亡分析》[28]，广东省内鼻咽癌发病率最高的是四会市，为21.32/10万;其次是中山市，为19.83/10万;第三名是广州市，为17.78/10万。鼻咽癌高发于广东的原因较为复杂，据《广州地区鼻咽癌患者非职业相关因素的调查》[29]和《鼻咽癌语音易患因素与难患因素分析》[30]，饮食习惯(酗酒、常食腌制食品)、生活方式(常用语言为粤语)、遗传因素、慢性鼻咽病史、EB病毒感染等都是鼻咽癌的相关风险因素。其中，家族遗传可能是鼻咽癌最大的相关危险因素。据《中国人群鼻咽癌发病危险因素的Mate分析》[31]，与正常人群相比，有家族鼻咽癌病史的人群罹患鼻咽癌的风险升高了7.86倍。

图表19： 2012年中国与世界鼻咽癌流行情况

图表20： 2003-2007年广东省内部分城市鼻咽癌发病率(单位：1/10万)

空气污染和吸烟是肺癌的高危因素

我们再来看看小陈的母亲那一方。陈母来自云南宣威，年轻时嫁到广东。小陈的外公外婆均因肺癌逝世于当地。西南地区是我国肺癌的高发地区，云南宣威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研究显示[32]，2004-2005年宣威居民肺癌死亡率为118.49/10万，0-74岁累积死亡率13.64%，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3倍和5倍。宣威地区出产煤炭，多数家庭燃烧烟煤取暖做饭，且通风不良。室内燃煤空气污染成为宣威肺癌高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具体到个人原因上，小陈外公有着40年以上的吸烟史，那么吸烟很可能是他死于肺癌的主要叠加因素。美国一项研究显示[33]，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因肺癌致死的风险增加13.7倍，因为在低PM2.5的环境中，从不吸烟者的肺癌死亡率是14/10万，而吸烟者的肺癌死亡率高达192/10万!对于小陈的外婆来讲，虽然她不吸烟，但她的家庭让她有着40年以上的二手烟暴露史。据《中国非吸烟女性肺癌危险因素的Mate分析》[34]，相比未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下的非吸烟女性而言，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下的非吸烟女性罹患肺癌的风险增高了1.2-1.5倍。二手烟可能是小陈外婆罹患肺癌的因素之一。

从全国层面上来看，肺癌是75岁以上男性、60岁以上女性，最广泛被诊断出的癌症，也是在60-74岁年龄段内新增和死亡病例最多的癌种。(啥也别说了，烟民们主动戒烟吧，非烟民就劝说别人戒烟吧!)

图表21：按地域分组的2015年中国肺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图表22：按地域分组的2015年中国肺癌预期粗发病率(单位：1/10万)[35]

图表23：按年龄分组的2015年中国肺癌预期发病与死亡人数(单位：千人)

以上我们只是虚拟了一个家庭模型来演示不同中国人群的患癌风险，这个“最倒霉家庭”不是真实存在的。接下来，我们要在国际层面，看一看癌症的概率问题。

中美日三国癌情差异明显

放眼全球，在癌症发病率方面，中国远低于美国，略低于与我们有着类似生活习惯和体质的日本;在癌症死亡率方面，中国又远高于日本，略低于美国;至于五年存活率，中国则明显低于美日[36]。为什么会有这样明显的差异呢?

图表24：中美日三国癌症发病(死亡)率及五年存活率

首先，癌谱不同。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中国人最高发的癌症前五名分别是肺癌、胃癌、食道癌、肝癌和结直肠癌。除了三国共有的高发癌症——肺癌外，中国患者主要集中在消化道肿瘤上，这类癌症的特点就是恶性程度高，治疗难度大，生存期短。在美国，恶性程度较低、经综合治疗后五年存活率长的前列腺癌和乳腺癌都位居前列。而且不仅在排名上有差异，在人群数量上也对比明显，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患者占据了中国癌症患者的57%，但在美国只占18%。

图表25：中美日三国发病人数排名前五位的癌症(单位：千人)[37]

美国经验：防控烟草抗击肺癌

第二，干预不同。无论中美，肺癌都是死亡人数最多的癌症。由于认识到肺癌的发生与吸烟密切相关，美国从1965年正式开始了全国性的烟草防控行动，当时立法规定所有香烟包装必须明显印刷“注意：吸烟对健康有害，有可能导致癌症或者其他疾病引起的死亡”;此后烟草公司不能在广播电视上投放广告;烟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被国会议员质询，并且质询过程被全程直播;烟草巨头被法院判决败诉，赔偿给烟民巨额费用……[38]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结果就是美国的肺癌死亡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1990年到2015年，美国男性肺癌死亡率下降了44.7%。[39]

图表26：中美2015年肺癌死亡人数及占比

图表27：美国近年肺癌死亡率(单位：1/10万)

反观中国，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信息显示[40]，2010年中国烟民总数达3.01亿，男性的现在吸烟率为52.9%，吸烟者日平均吸烟14.2支，有72.4%的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在过去30天访问过的公共场所中，有88.5%的人看到餐馆内有人吸烟。在过去30天里，有近1/5的人看到了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有40.2%的人没有看到烟草危害或者鼓励戒烟的宣传信息。虽然有86.7%的人在烟盒包装上看到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但其中63.6%的吸烟者并不考虑戒烟。3/4以上的中国人不能全面了解吸烟和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

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12种与吸烟密切相关的癌症占到了中国所有癌症的57%，由吸烟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癌症死亡约为23%-25%。中国农村拥有更高的吸烟率，显然是农村癌症发病率高于城市的重要原因。其实这件事情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吸烟相关疾病往往在开始吸烟的20-30年之后才逐渐凸显。

图表28：2011/2015年中国人口的肺癌发病与死亡人数(千人)

日本经验：越早发现越早治疗

再来看一下与我们人种相同、饮食习惯相似的日本。胃癌是中日两国，无论男女，皆同样高发的癌症。但是两国胃癌患者的五年存活率竟是天壤之别!日本胃癌的五年存活率高达74.5%，就是预期有超过六成的患者在确诊五年后依然存活，而中国胃癌患者的这一概率还不到三成。[42]

图表29：中国与日本两国的胃癌相关情况(单位：千人)

为什么日本患者可以比中国患者多活?日本人的胃癌秘籍是“全民早筛查”，口号是“越早发现，越早治疗”。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开始推行全民性的胃癌筛查，将早期胃癌筛查上升到了国家策略的高度。截至目前，日本每年接受胃镜检查的人数达到人口总数的12.5%，而中国每年进行胃镜检查的人数仅占人口总数的约2%。[43]积极的早期胃癌筛查不仅有助于筛查出息肉、溃疡等癌前病变，也可能发现早期肿瘤，从而进行积极干预，比如外科切除手术和修正生活方式。提高早期胃癌诊断率对于降低胃癌死亡率和提高五年存活率具有重要价值。但在中国，目前胃镜检查还不是4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因此在早发现早治疗上的贡献度实在有限。除此以外，日本积极普及冰箱与低盐饮食也是防控胃癌重要的举措之一。

据《中国早期胃癌筛查及内镜诊治共同意见》，日本的早期胃癌诊治率高达70%，而我国早期胃癌诊治率还不足10%，这意味着我国绝大多数胃癌患者的诊断治疗都集中在中晚期!在我国，癌症确诊时患者已临中晚期，绝不仅仅是胃癌的问题。“为时已晚”恐怕是困扰中国患者、家属和医生的第一大魔音。

《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在2000-2011年间，中国男性的癌症发病率较为稳定，女性则显著上升，但两性的总体死亡率都有显著下降。尽管这个趋势令人高兴，但实际上在此期间的癌症死亡人数增加了73.8%，原因就是人口增加和老龄化。

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15年的10.5%;平均预期寿命也越来越长，已经从2000年的71.40岁上升至2015年的76.34岁。这当然是好事，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现象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恶性肿瘤在死因排行上的占比也有可能越来越大。(不是吓你，人生终于癌症真的有可能成为大概率事件!)

图表30：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以上皆是基于人群的宏观数据，对于个人来讲则要简单许多，因为实际上癌症只会给出0和100%这两个选项。

如果癌症成为个人走向终局之路上的大概率事件，你要怎样逃脱?如果癌症成为家庭里避无可避的“新常态”，你又当怎样面对?如果把“能否遇到癌症”这个问题替换成“何时遇到癌症”，你准备好了吗?当然这些问题宏大、沉重而又复杂，但真的是时候思考它们了。

现有医学经验提示我们，癌症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降低死亡率并提高存活率的主要策略。在此，我们也给出有限的个人可操作性建议：勤筛查早治疗，积极干预生活习惯，了解家族病史，学习癌症知识，将有助于我们和亲人远离任何一个癌症大数据的分子。

本文引用的所有数据皆来自医学论著、卫生部门公报和专业媒体报道。医学文献浩如烟海，本文引述有限，但已尽力进行了相关查阅。如有未尽或谬误之处，欢迎指正!为提升阅读体验，本文未按照学术论文引用格式进行注解，大部分来源直接呈现在正文中，需要单独说明的则以尾注形式给出。感谢所有医学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所做的努力!感谢咚咚肿瘤科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大力支持!

[1] 本文引用的中国2015年全国癌症数据皆来自《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即《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 2015》，作者陈万青、郑荣寿、张思维等，原文为英文写作，发表于业内影响因子排名全球最高的《CA CANCER J CLIN》期刊。因为该数据是流行病学的趋势分析，所以是预期人口数据，这是到目前为止，业内发布的最新全国数据。由于本文多次引用该文献，为提升阅读体验，后文再次提到时，如无特别需要说明的，均不再做来源注释。

[2] 参照系人口数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

[3] 据《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菠萝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4] 户均人口数引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国家卫计委家庭司编，中国人口出版社。

[5] 中国居民死因排行榜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因篇幅所限，此处仅选取了城乡榜单的前三名。由于本文多次引用该年鉴，为提升阅读体验，后文再次提到时，如无特别需要说明的，均不再做来源注释。

[6] 占比数据根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内的原始数据算得，原始数据详见图表3。

[7] 发病(死亡)率单位为1/10万，表示每10万人发病(死亡)多少人，计算公式是某年龄组发病(死亡)率=某年龄组发病(死亡)人数/同年龄组人口数×100000/10万。由于粗发病(死亡)率受人口年龄构成影响较大，因此在进行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比较时，需要消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即假定人口年龄结构均为标准人口计算的发病(死亡)率。本文中所引用的发病(死亡)率，除特别标明的粗发病(死亡)率外，皆为经过标准化计算的标化发病(死亡)率。网友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粗发病率是原始数值，标化发病率是经过计算的、可进行比较的相对数值。

[8] 五年存活率是临床中评价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的重要指标，指肿瘤患者经综合治疗后，生存5年以上的比例。

[9] 《中国大肠癌的病因学及人群防治研究》，作者郑树、蔡善荣，发表于《中华肿瘤杂志》2004年1月第26卷第1期。

[10] 《中国甲状腺癌发病趋势分析》，作者孙嘉伟、许晓君、蔡秋茂等，发表于《中国肿瘤》2013年第22卷第9期。数据详见图表8。

[11] 累积发病(死亡)率，是指某病在某一年龄段限内的按年龄(岁)的发病(死亡)率进行累积的总指标。因它消除了年龄构成不同的影响，故不需要标准化便可进行地区间的直接比较。癌症一般是计算0-74岁的累积发病(死亡)率。累积发病率可以作为累积危险度的近似值，即假定无其他死因存在的情况下，一个个体在某一年龄期间，如0-74岁，发生某种疾病的危险性。

[12] 全国分病种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原始数据所限，只展示小于30岁女性的前六种癌症发病人数。

[13] 《中国乳腺癌防控形势面临挑战》，作者张保宁、陈万青、张希等，发表于《中华肿瘤杂志》2016年10月第38卷第10期。

[14] 《2000-2010年我国前列腺癌和乳腺癌流行状况的系统性综述》，作者唐志柳、白洁、顾丽娜等，发表于《中国肿瘤》2013年第22卷第4期。上海市区数据未统计郊县地区发病率，北京4城区女性乳腺癌粗发病率仅有2001-2002年数据，为40.1/10万。

[15] 《河南省林州市食管癌发病率长期趋势分析》，作者孙喜斌、刘曙正、刘志才等，发表于《2006第四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论文集》。

[16] 《2013年中国食管癌发病和死亡估计》，作者贺宇彤、李道娟、梁迪等，发表于《中华肿瘤杂志》2017年4月第39卷第4期。

[17] 《中国早期胃癌筛查及内镜诊治共识意见》，发表于《胃肠病学》2014年第19卷第7期。

[18] 《抗幽门螺旋杆菌预防胃癌》，即《Anti-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n Gastric Cancer Prevention》，作者为游伟程、张联、潘凯枫等，原文为英文写作，发表于《PROGRESS IN CHEM ISTRY》。

[1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胃部疾病的相关性》，作者王海珍、孙聪，发表于《中国肿瘤》2014年第23卷第3期。

[20] 《上海市区饮食与胃癌发病的病例对照研究》，作者费素娟、萧树东，发表于《胃肠病学》2003年第8卷第3期。

[21] 乙肝即乙型病毒肝炎，临床上通常分为急性乙肝、慢性乙肝及乙肝病毒携带者。患者一旦感染乙肝病毒，急性发作并伴有肝功能受损的，称为急性乙肝;病程超过半年或发病日期不明确，而临床有慢性肝炎表现的，称为慢性乙肝;乙肝病毒检测为阳性，但无慢性肝炎症状，且1年内随访肝功能正常的，称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病毒携带者也可能转为慢性乙肝。慢性乙肝患者与乙肝病毒携带者均是我国肝癌的高危人群。

[22] 《2006-2010年全国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中国国家卫生部卫疾控发〔2006〕39号文件，发布于卫计委办公厅官网。

[23] 《中国四川和日本东京两地原发性肝癌手术患者肝炎病毒感染状况》，作者袁萍、唐伟、文进等，发表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年9月第39卷第5期。

[24]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年版)》，中国卫生部(卫办医政发[2011]121号)文件，发表于《临床肿瘤学杂志》2011年10月第16卷第10期。

[25] 《广东省中山市1970-2010年肝癌发病概况》，作者梁智恒、彭侠彪、岑惠珊等，发表于《中国肿瘤》2015年第24卷第8期。详见图表16。

[26] 《中国肝癌发病的趋势分析和预测》，作者张思维、郑荣寿、李霓等，发表于《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2年7月第46卷第7期。

[27] 《中国鼻咽癌流行概况》，作者梁锌、杨剑、高婷等，发表于《中国肿瘤》2016年第25卷第1期。详见图表18。

[28] 《中国2003-2007年鼻咽癌发病与死亡分析》，作者邓伟、黄天壬、陈万青等，发表于《肿瘤》2012年3月第32卷第3期。

[29] 《广东地区鼻咽癌患者非职业相关因素的调查》，作者唐国文，发表于《国际医药卫生报导》2014年 第20卷第13期。

[30] 《鼻咽癌语音易患因素与难患因素分析》，作者张浩亮、于锋、孙子谋，发表于《海南医学》2004年第15卷第12期。

[31] 《中国人群鼻咽癌发病危险因素的Mate分析》，作者韩旻雁，银恭举，陈维清，发表于《中国热带医学》2005年第5卷第7期。

[32] 《滇东工业燃煤区与宣威室内生活燃煤区肺癌死亡率比较》，作者李继华、卢翃章、朱媛媛等，发表于《中国肿瘤》2015年第24卷第5期。

[33] 《American Cancer Society’s Cancer Prevention Study II》，即《美国癌症协会癌症预防研究Ⅱ》， Michelle C. Turner，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发表于《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34：229-237(1998)，是一项基于一百多万人的大样本、随访长达30年的队列的研究成果。

[34] 《中国非吸烟女性肺癌危险因素的Mate分析》，作者余艺文、王传鹏、韩耀风等，发表于《中国流行病学杂志》2016年2月第36卷第2期。

[35] 根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里的各地区肺癌发病人数和《中国统计年鉴2016》 各地区人口数计算得出。计算公式为：粗发病率=发病人数/人口数×100000/10万。这是没有经过年龄标准化计算的数据。

[36] 中国数据来自《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发表于《CA CANCER J CLIN，2016;66：115–132》;美国数据来自《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orship Statistics，2016》，发表于《CA CANCER J CLIN，2016;66：271-289》;日本2015年数据来自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官网，2012年发病率来自日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WCRF)于2015年公布的2012年全球癌症数据。

[37] 日本数据来自《Cancer incidence and incidence rates in Japan in 2009：a study of 32 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ies for the Monitoring of Cancer Incidence in Japan (MCIJ) project》，发表于《Japa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2015，45(9) 884-891》。

[38] 综合自《众病之王——癌症传》，[美]悉达多·穆克吉著，李虎译，中信出版社。

[39] 根据《Cancer Treatment and Survivorship Statistics， 2016》内的美国近年肺癌死亡率数据算得。详见图表26。

[40] 《2010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部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发布于中疾控控烟办公室官网。

[41] 2011年数据引自《2011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作者陈万青、郑荣寿、曾红梅等，发表于《中国肿瘤》2015年第25卷第1期。2015年数据引自《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2015》。

[42] 中国胃癌相关数据引自《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粗发病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和日本厚生省官网数据计算得出。日本胃癌数据来自《Cancer incidence and incidence rates in Japan in 2009》。

[43] 引自2015年消化道早期癌症学术会议，数据公布者为江苏省消化内镜学会主任委员、中大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施瑞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