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成反扒新抓手 上海首推官方“反扒地图”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梳理了今年1至3月份扒窃拎包案件案发较多的区域，首次推出官方版的“反扒地图”（上图）。该图涉及上海17个区县，囊括了市民广场、商业卖场、三甲医院、旅游景点、超市、天桥等69个“热点发案区域”。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赵勇认为，街面侵财类案件的发案情况是反映一个城市整体治安形势的晴雨表，和大案要案相比，这些与人民利益切身相关的“小案”是“以量取胜”。应该说，街面侵财类案件频发，不仅会损害市民群众的金钱和感情，还可能有损上海城市形象。

民间“反扒地图”被升级 官方注重动态性

其实，早在2011年，上海知名网络社区论坛“宽带山”上出现了一张“反扒地图”。这张上海地图上标注出48个容易被小偷光顾的区域，提醒市民小心扒手，被网友称作“上海首张最实用的防扒地图”。

对于民间“反扒地图”，当地警方的态度是明确和开放的。赵勇表示，考虑到人身安全，公安机关不提倡不鼓励普通市民参与反扒抓捕，但对于热心市民自制的民间“反扒地图”并不反感，“如果因为这么一张地图，可以让问题引起公众共同关注，从而使市民提高防范意识，在公共场所减少侵害，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警方也指出，真正实用的“反扒地图”一要充足数据支撑，二要体现出动态变化。上海刑队七支队副支队长季海详解，“理论上说，凡是人流密集的区域，都是侵财类案件容易发生的地方。其次，季节的变化、每一天不同的时间段对于街面侵财类案件的发生意义也是不同的。所以如果要标注地图的话，阶段性可能更加重要”。所以，此次的官方版“反扒地图”，特别标注时间区间，以体现阶段性，原因也基于此点。

事实上，要在茫茫人海中用肉眼找出可疑人物绝非易事，经常“吃力不讨好”。传统反扒往往注重“寻找线索”、“街面跟踪”、“实施抓捕”这三个实战阶段，随着时代发展，当海量数据成为重要资源，数据应用成为一种能力，分析反扒数据、进行实战研判也逐渐成为反扒新抓手。

街面侵财日均发案170起 “刀耕火种”收效低

在上海，一方面是资源集中带来的经济繁华，另一方面则是保障城市社会治安的任重道远。记者从警方处得知，上海的街面侵财类案件日平均发生170起左右。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三成警力被部署追查街面扒窃拎包犯罪，侧面反映了该类犯罪的发案猖獗和公安打击的强势。

可是，尽管警方打击力度在进一步加强，但街面侵财类案件的发案率一直不低。因为扒窃拎包作为一种常见犯罪形式，本身就具有作案分散、流窜性强、取证困难的特点，这种“跟着警情跑”的情况就会带来警力相对不足的矛盾。所以，惯用的反扒思路是以发案热点为圆点来划分区域，三人一组分区部署警力，遇见突发警情再临时靠拢。

“用双脚在热点区域不停行走，同时用眼神搜索可疑人物”，上海公安黄浦分局刑侦支队反扒探长傅国英介绍，“和其他警种不同，很多高科技的技侦手段在反扒行动上根本用不上，现实决定了我们这行基本只能采用原始的‘人海战术’”。

而在新的刑诉法实施后，办案执法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高，从执法规范到司法定罪都必须以证据为支撑，对待这类犯罪最好的办法是“抓现行”，可这样难度也随之加大。“有时你看出他是扒手，但如果他不动手你就不能抓他”，傅国英坦言。

传统的反扒模式是让警力上街头与犯罪分子直接“对撞”，这种“刀耕火种”的做法能否显露成效完全取决一线民警的个人能力，“一个月都抓不住一起反扒”的尴尬时有发生。在这种背景下，要想进一步提升一线打击的精准度和效率，充分发挥相关数据情报的效用显得尤为重要。

“大数据”助力反扒实战 辉煌战绩同比上升103.5%

事实上，上海公安刑侦总队一直有专人负责犯罪情报信息研究，历史超过20年。这些刑队中的“文职警员”，每天梳理前一天全市的接报案信息，直接和被害人接触，帮助对方回忆，完善数据库的采集。然后进行进一步细化、梳理，最后将结果反馈给需要的实战单位和部门。随着信息化发展能力水平越做越高，整体的研判性侦破性有了质的提升。

在季海的眼中，案件发生后，研究作案人员、作案过程和被盗财物的相关工作，“使得破案看上去更像是在做数据的逻辑分析”，他应景得将其称为“大数据”的运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积累，“大数据”就能反映出一些发案的趋势性判断。对于这种数据处理思路，专业从事情报工作的季海很有信心，“单个案件所反映出来的数据时有限的，也是残缺的，但是当数据采集成了系统，有了量的积累，然后数据之间进行交叉碰撞，那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对于较为复杂的团伙案件，即便没有条件‘抓现行’，警方也完全有能力从案件各个环节寻找线索，倒回去找落脚点，从头守候、跟踪，掌握完整证据，精确实施打击。” 赵勇说，通过数据分析，继而直捣扒窃团伙老巢、一网打尽的行动今年已成功实施多次。

最好的“结果”是“战果”。今年以来，上海打击公共场所扒窃拎包和盗窃“三车”类案件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破案数和抓获人员数均较去年有所上升。数据统计，今年1至3月20日，全市共破获扒窃拎包案件2440起，同比去年上升103.5%；抓获犯罪嫌疑人1086人，同比去年上升17.4%，其中团伙100余个。破获盗窃“三车”案件1956起，同比去年上升129.8%；抓获犯罪嫌疑人575人，其中团伙50余个。

“反扒数据”再强大 日常防范还是关键所在

“反扒地图”中所谓的“大数据”，就是“和案件有关的所有的人、事、物”，也是公安办案中“情报导侦”手段的研究内容。“它们既有来自日常的户籍申报、违章处理、前科信息、宾旅馆信息、网吧登记信息、银行卡信息、身份证信息等公安系统内部的数据，也有很多来自于社会各部门的数据”，季海说。

当然，“大数据”也汲取了不少基层一线反扒民间的工作经验，例如反扒民警一直积极发展的信息员。“我们的信息员，包括从事倒票业务、流动设摊的‘灰色人员’和商场营业员。由于这些职业扎根底层，对周围环境非常敏感，所提供的反扒信息和情报对于一线办案帮助很大”，傅国英称。

此外，季海也提醒，最重要的数据来自报案人。“反扒工作最郁闷的事是，人抓住了赃缴获了，被害人找不到了”。不少反扒民警都希望，遭遇街面的受害者能够及时报案，挤出时间到警局做笔录，帮助警方完善反扒数据。赵勇说，官方推出“反扒地图”的初衷，也是期待“用信息公开换取老百姓的肯定与信任”。

在公共场合，任何人都可能被“三只手”盯上。尽管“反扒地图”清晰实用，提高市民防范更是关键所在。“一张全红的反扒地图，还不如一个良好的防范习惯”，这样的官方忠告从犯案人员那里也得到侧面佐证。

傅国英告诉记者，他们曾在南京路上抓住一个偷窃手机的白某，白某是解放前以扒窃为业之后改过自新、早就“金盆洗手”的高龄“老三毛”。白某在交代犯罪动机时称，现在很多人都毫无防范意识，一次次“诱惑”着自己下手，当那次看见被害人将手机斜插在外衣口袋，“一看手机就是我的”成了动手前最后的内心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