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如何把握大数据时代的创新机会

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计算基础单元的成熟，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气象数据、地理地图数据、交通流量数据等等。这些大数据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和解决城市的问题。

根据Wikibon公司的报告，2013年全球大数据市场总体规模为181亿美元，年度增幅达61%，预计到2017年还将维持30%的年增速。而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大数据白皮书》指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政府和公共服务改进提升等紧迫任务，这些方面大数据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把握大数据时代的创新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一直被视为技术创新与创业的摇篮。近日在北京召开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技术创新与创业论坛上，与会者展示了一系列大数据的典型应用，为中国大数据的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同时，与会专家指出，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体制，包括学术的自由、自主和自治，知识产权的保护，风险资本的发展以及规范的退出机制，社会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等等，才能真正实现以科技促进经济的发展。

解决大城市中的挑战

城市化的推进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交通拥堵、能耗增加和环境污染等。

在过去，政府要解决这些问题十分困难，因为城市的构成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计算基础单元的成熟，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气象数据、地理地图数据、交通流量数据等等。这些大数据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现和解决城市的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微软亚洲研究院主管研究员郑宇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城市计算这一概念，包括城市感知、城市数据管理、城市数据挖掘和城市数据提供四个环节。

“把这四个环节形成一个环路，在不干扰人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自动地改善人、城市、生活，简单地说，我们要用大数据去解决大城市中的挑战。”郑宇说。

空气质量监测是城市计算一个典型的应用领域。据了解，目前北京已经建立了22个空气质量监测站，但在郑宇看来，这一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同时，郑宇指出，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不均匀的，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空气质量读数可以差得非常远，有时候即便离得很近，读数也可能相差挺多。

据郑宇介绍，形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空气质量是由很多复杂因素决定的，包括交通流量、气象条件、土地使用规划，有多少工厂、公园等等。

此外，受上述因素影响，不同位置的空气质量，随时间变化也是不一样的。

针对这一情况，郑宇和他的同事在空气质量数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多个维度的大数据，包括气象条件、交通流量数据等等，然后结合这些数据，构建了一个空气质量的模型。据郑宇介绍，根据该模型，可以计算出精细度达一平方公里的北京市空气质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去跑步，什么时候带小孩出来。同时，这也是我们下一步解决空气污染的前提——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个地方总是被污染，才能去作分析。”郑宇说。

众包平台前景广阔

除了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与会者还分享了有关大数据的技术解决方案众包平台的项目。对于那些缺少大数据人才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该平台更好地满足大数据分析的需求。

如今，大数据的价值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不过，很多企业在考虑应用大数据时，首先想到的是雇佣大数据人才，然后组成大数据团队或部门。

不过在MITTR/SMR中国团队的管心宇看来，企业的这一想法面临不少的困难。首先，解决大数据需要非常专门的知识。大数据不仅仅是大，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比如数据是流动性的、要实时地进行解读，以及数据的结构是不均匀的、有一定的模糊性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没有很专业的知识，想要组织一个大数据团队去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管心宇说。

其次，大数据人才的稀缺，导致用人成本高企，对于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这是很难承受的。

在管心宇看来，在很多公司的大数据应用面临风险和成本问题的情况下，众包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按照管心宇的设想，可以构建一个名为DLabs的平台。平台上的主要用户有两类，一类是数据科学家，他们可以在平台上解决各种各样的数据问题;另一类是企业，这些企业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是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些数据，也不知道如何从数据中发现新的商业机会。而Dlabs则为企业和数据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合作的平台。

在平台的运行机制方面，据管心宇介绍，Dlabs除了数据众包竞赛这一主打形式，还提供了为参与项目的人累计积分，以及培训、资讯、会议、数据知识库等服务形式。

在管心宇看来，这种众包的方式具有诸多的优势。比如，由于参与者范围广，拥有不同的技巧和视野，因此，由这些参与者提供大量不同的解决方案，要比少量专门的解决方案更容易产生突破。此外，还可以帮助企业发现人才，并且在获得解决方案的同时，很好地控制成本。

中国需要更多改变

上述大数据的创新固然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不过，技术创新与创业有时并不仅仅是思路和想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创新的环境和体制。

据了解，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创立的公司已达3万多家，而且这一数字还以每年900万的速度递增。这些公司创造了300多万个工作岗位，并实现了约2万亿美元的年收入。

相比之下，虽然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数量世界领先，但是，中国大学的研究成果对本地企业和本地经济的促进作用，则没有人们期望得那样高。

对此，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论坛上指出，如果中国要想把高科技的投入真正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效果，就必须改变现有的体制。

在黄亚生看来，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资金和劳动力等资源的投入，对体制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有良好的储蓄和基础设施建设、稳定的商业环境，对工资增长有一定节制，具有常识性的经济政策，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但在今天，如果中国要想真正实现依靠科技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对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学术自由、自主和自治，知识产权的保护，风险资本的发展以及规范的退出机制。此外，还要求社会对政府权力有一定的约束。

“如果用这些标准来看的话，中国距离这些体制特征还有很长的距离。”黄亚生说。

经纶国际研究院学术研究副总裁及资深研究员肖耿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一家企业要成功，必须要正确处理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产品、服务、劳动力、供应商、金融、土地、基础设施等等。同时，每一个利益相关方，都是一个巨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

因此，政府要做的，就是提供交易平台，同时界定产权并解决纠纷。“美国创新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美国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和其所对应的市场都是非常发达的，而且，背后有一整套制度解决产权、交易和纠纷问题。”肖耿说。

在肖耿看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现代企业的运作体系，但如果经济发展想从以往的资源驱动转变为像美国这样的科技创新驱动，还需要在制度上作出更多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