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数据反公款吃喝

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使得世界越来越“平”了。“接轨”曾是中国在经济开放中最引人注目的词汇，几与“改革”同义。

作为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在经济领域中的“接轨”更为直观。以经济领域中的数据反观并分析政治领域中的风向，是一项颇具挑战的任务。现实往往是，我们的分析对象缺少直接的数据。比方说，每年公款吃喝的支出额？“八项规定”施行以来，这项支出的具体下降额？

当然，这些并不是没有数据。每年财政支出以及每年财政支出中的公务接待数字还是有的。但很少有人会以这些数据去分析公款吃喝的被遏制程度——就算在“八项规定”之前，进入财政账的公款吃喝，也往往部分体现在别的支出门类（而不是“公务接待”）中。黄仁宇曾指称中国的失败源于“在技术上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今日之中国似乎仍受此制约。“数目字管理”，不是简单的“数字化管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绝不是“数目字管理”的内核。

《人民日报》海外版5月28日披露称，多家白酒上市企业公布2014年第一季度财报，“市值缩水”成为共同现象。财报显示，高档白酒的代表五粮液一季度净利润12年来首次同比下滑27.79%，一些企业的利润降幅甚至超过50%。因包含春节等多个重要节日，又是岁末年头，一季度历来是公款吃喝的旺季。据此，有学者认为，从这次白酒上市企业一季度营销下降的情况来看，高档白酒市场受“八项规定”的影响非常明显。

几乎无人否认“八项规定”与高端白酒市场的萎缩存在重要的关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我国白酒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产量和销售收入增幅，均创下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白酒上市企业的全年财报则显示，2013年14家白酒上市企业的市值缩水超过2500亿元。与此同时，高端餐饮业业绩下滑更为明显，整个餐饮行业陷入2000年以来除2003年非典时期之外的最低谷。

借助于这些数据，学界和舆论的多数共识倾向于这样一个判断：长期为社会诟病的“公款吃喝”，正遭受“史上最强”的打击。至于“最强”有多强，无人能知。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相对有说服力的数据：“公款吃喝”下降了多少？“公款吃喝”中酒类、餐饮类又分别下降了多少？在关联行业动辄数以千亿计的市值缩水背后，公款吃喝仍是一笔“糊涂账”。

公款吃喝几乎是公开的，但公款吃喝账却是秘密的。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存在并非合理。公民有权利要求政府像上市公司披露财报一样，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包括每一份支出。由于政府支出的公共性，政府的财政信息公开，理当比上市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如果公款吃喝被遏制，公务接待费用大幅下降，公众有权利知道。这本是好事。而相应地在审计数据中，这些“节约”（其实是未被“浪费”）出来的巨额财政经费，又流向了哪里？是否存在公款吃喝被记入其他类目从而“瞒天过海”的情况？公众同样有权知道。

2012年12月4日开始实施的“八项规定”强调厉行勤俭节约，指向狠刹奢靡之风。它在深得民心的同时，能否保持长效也被各方所观望。多年来未曾遏制的“公款吃喝”和奢靡之风，能否因“八项规定”得以根本性扭转，显然并不在如何“表述”，而在如何持之以恒地严格执行。依照规定的范围和标准，每年的公务接待列支本不应太“难”。从理论上说，这些理当是部一清二楚的账。但对一些基层政府来说，明账却难“明”。就算是“八项规定”实施以来的公务接待费用下降情况，要公开起来也不容易。令人担心的是，若缺乏有效的公众监督，各种规定难免不异化为内部掌控的“有所收敛，做账交差”。

这是一个属于大数据的时代，也许某一天，通过其他领域的大数据也能准确反观“三公腐败”。但这并不是一件足以令人期待的事。因为财政领域内的反“三公腐败”，本应由财政大数据来推动。